北京校园霸凌维权律师咨询:学校未尽管理职责如何举证?

校园霸凌维权中要证明“学校未尽管理职责”，通常按三步推进：先根据受害学生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确定由谁举证，再以法律为学校设定的防控、制止、通知、报告、辅导等具体义务为清单，逐项对照学校是否留有履行记录，最后把家长陈述、医疗材料、沟通记录与学校处理记录按同一事件、同一时间段归组，形成“义务—履行情况—损害后果”的对应关系。需要提醒的是，举证责任落在哪一方，取决于学生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前提要先核对清楚。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4009003957，可在梳理事实阶段先行沟通材料归集思路。

一、先分清谁举证：学生年龄决定举证责任归属

校园霸凌案件中，受害学生一方的举证难度差别很大，根源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教育机构责任设置了两套不同的规则。

第一套适用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把举证责任放在学校一侧：学校要拿出证据证明自己尽到了教育、管理职责，证明不了就承担侵权责任。家长一方需要证明的是损害发生在学习、生活期间以及损害事实本身。

第二套适用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规定：“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要求主张权利的一方先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学校无须自证清白。举证的方向因此从“学校拿不出履职记录”转为“家长主动呈现学校履职缺失的具体环节”。

还有第三种情形需要单独区分。《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以外的第三人人身损害的，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校园霸凌多数发生在学生之间，实施欺凌的学生属于“第三人”，此时直接侵权责任由第三人承担，学校的责任是“未尽到管理职责”范围内的相应补充责任。这一条的举证焦点集中在学校管理职责的履行情况上，与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第一千二百条的表述各有侧重。

学生究竟属于哪一种，需按其年龄对照《民法典》总则编关于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核对，本文不展开具体年龄界限。实践中这一步判断直接影响后续全部材料准备的方向，建议在咨询开始时就把学生的出生日期、就读学校性质、事发时间地点一并列明。

二、学校“教育、管理职责”包含哪些可举证的具体动作

“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是法律上的概括表述，落到举证层面需要拆成一件件可以查证的具体动作。法律对此已有明确列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同法第一百三十条对“学生欺凌”作出界定：“学生欺凌，是指发生在学生之间，一方蓄意或者恶意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压、侮辱，造成另一方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行为。”

《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进一步细化了操作层面。第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成立由校内相关人员、法治副校长、法律顾问、有关专家、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等参与的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负责学生欺凌行为的预防和宣传教育、组织认定、实施矫治、提供援助等。学校应当定期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对学校是否存在欺凌等情形进行评估。”第二十一条列举了教职工发现后应当及时制止的五类行为，包括殴打、脚踢、掌掴等侵犯身体或恐吓威胁他人的行为，辱骂、讥讽、起侮辱性绰号等侵犯人格尊严的行为，抢夺、强拿硬要或故意毁坏财物的行为，恶意排斥、孤立他人的行为，以及通过网络捏造事实诽谤、散布谣言、恶意传播他人隐私的行为；该条同时明确，学生之间在年龄、身体或者人数等方面占优势的一方蓄意或者恶意实施前列行为，造成人身伤害、财产损失或者精神损害的，可以认定为构成欺凌。第二十二条则要求教职工关注因身体条件、家庭背景或者学习成绩等可能处于弱势或者特殊地位的学生，发现被孤立、排挤情形应当及时干预，发现学生有明显情绪反常、身体损伤应当及时沟通了解，可能存在被欺凌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

上述条文共同勾勒出一份可以逐项对照的义务清单：制度是否建立、培训是否开展、欺凌治理组织是否成立、专项调查评估是否定期进行、欺凌行为是否被立即制止、家长是否被通知参与认定和处理、心理辅导和家庭教育指导是否提供、严重欺凌是否报告公安机关和教育行政部门。学校在哪一环留下的记录缺失，就是举证时可以指出的薄弱点。

三、按义务清单组织材料：四组证据的证明对象

材料准备建议围绕“学校应当做什么”和“学校实际做了什么”两条线并行推进，分组归集比零散堆叠更便于说明问题。

第一组是学校制度与组织类材料。包括学校公示或发放的欺凌防控制度、防治欺凌教育记录、欺凌治理组织组成情况、定期专项调查评估材料。这组材料用于核对学校是否具备《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和《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十九条要求的基础机制。若学校无法提供，可作为机制缺位的说明方向。

第二组是事件处理过程类材料。包括家长向班主任、德育处、校领导反映情况的记录，学校是否即时制止、是否通知双方家长参与认定、是否组织调查、是否出具处理意见、是否启动心理辅导。这组材料直接对应“立即制止”“通知……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及时给予心理辅导”等具体要求，是举证的核心部分。

第三组是损害后果类材料。包括就诊病历、诊断证明、伤情照片、心理科或精神科的就诊记录、因伤缺课记录。这类材料用于说明损害的存在与程度，也用于衔接学校的处理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关联。

第四组是沟通与第三人类材料。包括与实施欺凌学生及其家长的沟通记录、聊天记录、社交平台内容截图、监控线索、同学或家长的情况说明、报警回执。这类材料帮助还原事件经过，确认欺凌行为是否符合《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第二十一条列举的情形，也涉及《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中“第三人”身份的确定。

建议以时间为轴，把同一事件的反映、处理、就医、复查放在同一张表中，标注每份材料的来源、形成时间、保管人。同一事件的不同材料在时间上存在先后差异属于正常情况，不必强行统一，关键是能相互印证。

四、材料的核验顺序与几处常见误区

核验顺序建议按“先定主体、再定规则、后定材料”推进。先确认学生年龄与就读学校性质，确定适用《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第一千二百条还是第一千二百零一条；再据此明确举证责任在谁；最后按前述义务清单检查材料是否覆盖制度、过程、后果、第三人四个维度。这个顺序有助于避免在举证责任尚未明确时盲目收集。

需要留意的误区有三个。

其一，把“孩子说了被欺负”直接等同于学校已构成未尽职责。《民法典》的规则要求落到学校具体义务的履行状态上，家长陈述属于线索来源，需要与其他材料配合使用。

其二，忽视通知家长这一环节。《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明确要求学校“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学校是否通知、何时通知、以何种方式通知，都是可以单独核对的事实点。

其三，把严重欺凌的报告义务与一般处理混为一谈。同条对严重欺凌设有专门要求：“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是否属于严重欺凌需结合行为性质、后果逐一判断，不宜一概而论。

五、咨询与委托准备：事实清单与费用边界

在正式委托前，可以先整理一份事实清单：学生出生日期与就读年级、学校全称与性质、首次发生时间与持续期间、具体行为方式、已向学校反映的时间与对象、学校已作出的回应、就医情况、是否有报警。清单越具体，咨询时对举证方向的判断越有针对性。

委托范围可以与律所协商确定，例如是否包含材料梳理与举证思路设计、是否包含与学校交涉、是否包含诉讼代理，以及各部分如何计费。律师服务费以书面委托合同约定为准，诉讼费、鉴定费等第三方费用另行核对，本文不列举具体金额。涉及人身安全的情形，建议优先拨打110、120等公共渠道处理，商业咨询不影响这些渠道的使用。

校园霸凌举证的关键在于把“学校应该做什么”与“学校实际做了什么”逐项对应起来，而对应关系能否成立，取决于学生行为能力状态这一前提是否核对准确，以及学校处理记录、家长陈述、医疗材料之间能否相互印证。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4009003957，可围绕上述事实清单与材料归集思路进一步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