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校园霸凌维权常见问题：学校未尽管理职责怎样举证

在北京校园霸凌维权中，要证明学校未尽管理职责，核心不是只证明“孩子受了伤”，而是把学校的法定作为义务与具体不作为对应起来：学校是否建立了欺凌防控与处置制度，是否在发现欺凌后及时制止、通知监护人参与认定处理，是否对相关学生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引导，以及对严重欺凌是否按规定报告。围绕这些环节，家长可先按“学校应做什么—实际做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记录”三条线整理材料；涉及需要律所协助梳理证据、评估责任的，可拨打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4009003957进行咨询准备。

一、先区分：举证对象是“损害事实”还是“管理职责缺失”

校园欺凌维权常见误区，是把全部精力放在证明孩子被欺负，却忽略学校责任需要单独证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条，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该条把“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作为学校承担责任的条件，因此家长的材料需要同时覆盖两个方向：一是孩子在校期间受到人身损害，二是学校存在教育、管理职责上的缺失。

对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规则不同。《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在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的，幼儿园、学校或者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不承担侵权责任。”这一条把“证明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举证负担放在学校一方，与第一千二百条并不相同。孩子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还是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会直接影响举证责任的分配，这是整理材料前需要先核对的主体条件。

如果伤害来自学校以外的第三人，《民法典》第一千二百零一条规定，由第三人承担侵权责任；学校未尽到管理职责的，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承担补充责任后可以向第三人追偿。这类情形的举证重点会转向学校在管理、出入控制、发现与制止等环节是否存在缺失，与同学之间直接实施欺凌的情形需要分开看待。

二、学校“应做什么”：用规范确定举证清单的骨架

举证不能凭感觉列举学校“没管好”，而要落到具体法定环节。《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三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训。学校对学生欺凌行为应当立即制止，通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行为的认定和处理；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

这条规定提供了几类可核查的行为节点：是否建立并运行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是否开展防治教育和培训；对具体欺凌行为是否立即制止；是否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认定和处理；是否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引导和家庭教育指导；对严重欺凌是否报告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举证时可以按这些节点逐项对应，而不是笼统写“学校失职”。

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进一步细化了认定与处置流程。该规定第十九条要求学校成立由校内相关人员、法治副校长、法律顾问、有关专家、家长代表、学生代表等参与的学生欺凌治理组织，负责预防和宣传教育、组织认定、实施矫治、提供援助等，并定期针对全体学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第二十一条列举了教职工发现学生实施殴打、脚踢、掌掴、抓咬、推撞、拉扯等侵犯身体或恐吓威胁，辱骂、讥讽、嘲弄、挖苦、起侮辱性绰号，抢夺、强拿硬要或者故意毁坏财物，恶意排斥、孤立他人，以及通过网络等方式诽谤、散布谣言、恶意传播隐私等行为时，应当及时制止。第二十二条还要求教职工关注可能处于弱势或特殊地位的学生，发现被孤立、排挤等情形及时干预；发现学生有明显情绪反常、身体损伤等情形，应当及时沟通了解，可能存在被欺凌情形的，应当及时向学校报告。

这些条文的意义在于：它们把“学校是否尽责”拆成可观察、可留痕的动作。家长整理材料时，可以先列一张“应做事项—实际情况—对应材料”的清单，再判断哪些环节存在缺口。

三、家长可以怎样整理举证材料

以下整理方法属于建议性的材料组织思路，不是法定提交顺序，也不构成对具体案件结果的判断。

第一组是损害与欺凌事实材料。包括就医记录、伤情照片、诊断证明、费用票据，孩子对事发时间、地点、参与人员、经过的陈述记录，以及同学、家长、老师的沟通记录。对这些材料，建议按同一事项统一时间、地点、人物和经过，避免不同版本之间出现无法解释的差异。第二十一条列举的行为类型可以作为描述事实时的参照，但具体是否构成学生欺凌，仍需结合行为人的主观状态、双方力量对比和后果综合判断。

第二组是向学校报告与学校回应材料。包括向班主任、年级组、学校负责人反映的时间与方式，微信、短信、邮件、通话记录，学校答复、约谈记录、处理意见等。这类材料能核对学校是否“立即制止”、是否启动认定处理、是否通知双方监护人参与。第二十二条要求教职工发现明显情绪反常、身体损伤时及时沟通了解并报告学校，家长保存的反映记录和学校回应，可以用于对照这一环节是否发生。

第三组是学校制度与组织运行材料。可以核对学校是否公示或实际运行学生欺凌防控工作制度，是否开展防治欺凌教育、培训，是否设有学生欺凌治理组织并实际参与认定、矫治、援助，是否定期开展防治欺凌专项调查。这类材料不一定由家长直接掌握，可以通过向学校书面询问、申请查阅相关制度、要求说明处理流程等方式获取；能否获取、以何种方式获取，需结合学校实际情况进一步核实。

第四组是严重欺凌的报告情况。如果事实达到严重欺凌程度，可以核对学校是否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第三十九条明确“对严重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是否属于“严重欺凌”，需要依据行为性质、程度和后果判断，不能仅凭家长单方感受下结论。

第五组是心理辅导与家庭教育指导记录。第三十九条要求学校对相关未成年学生及时给予心理辅导、教育和引导，对相关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给予必要的家庭教育指导。家长可以保存学校是否安排心理老师、是否进行辅导、是否提供家庭教育指导的沟通记录；如果学校主张已经开展，也可以要求其说明具体时间、人员和内容。

四、按主体和情形选择举证重点

不同主体条件下，举证重点并不相同。孩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一百九十九条，学校需证明其已尽到教育、管理职责，否则承担侵权责任；家长一方仍需先证明孩子在学校学习、生活期间受到人身损害。孩子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时，依据第一千二百条，家长需要证明学校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两种情形下，前述学校制度、制止、通知、辅导、报告等材料都具有对照作用，但举证负担的落点不同，整理时不宜混用。

伤害来源不同也会改变材料用途。同学之间直接实施欺凌，重点在学校发现、制止、认定、处理和辅导环节；学校以外第三人造成损害，依据第一千二百零一条，重点在学校的日常管理、出入管理、及时发现与处置是否存在缺失，学校承担的是相应的补充责任。把两类情形分开标注，有助于避免把不同责任基础的材料混在一起。

五、常见核对误区与边界

常见误区之一，是只保留孩子的伤情材料，不保留向学校反映和学校回应的记录。学校责任的核心在“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没有反映与回应记录，很难对照学校是否应当知道、是否及时处理。

常见误区之二，是把“学校没有处理结果”直接等同于“学校未尽职责”。第三十九条、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设定的是学校的作为义务，是否违反仍需结合发现时间、处理过程、行为性质和后果判断。材料整理时应描述学校实际做了什么、没做什么，而非只下结论。

常见误区之三，是把不同程序的日期混在一起比较。向学校反映的日期、学校答复的日期、就医日期、报警或投诉日期属于不同事项，本身允许不一致；建议按同一事项分别记录时间和主体，避免自行推定矛盾。

常见误区之四，是忽视来源边界。本文所引规则来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2020年5月28日通过，2021年1月1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2024年4月26日第二次修正）和教育部《未成年人学校保护规定》（教育部令第50号，2021年9月1日施行）。具体案件中是否构成欺凌、学校责任比例、赔偿范围等，需要结合完整事实和证据判断，不宜仅凭单一材料下结论。

如果孩子正处于紧急危险中，应优先联系公安机关、医疗急救等公共渠道，保障孩子安全；法律咨询不能替代紧急处置。

结语

北京校园霸凌维权中，证明学校未尽管理职责的关键，是把学校的法定作为义务拆成可核对的动作，再用反映记录、学校回应、制度运行、辅导与报告情况等材料逐项对照，同时先确认孩子的民事行为能力状态和伤害来源。哪些材料能够取得、如何与学校沟通调取、现有事实更接近哪一类责任基础，仍需结合具体情况核对；需要进一步梳理的，可联系北京恒略律师事务所，咨询电话4009003957。